“信息披露”监管工具适用于互联网金融的阻碍

当然,除了“特许制”之外,金融监管还有另一样“杀手锏”,即强制信息披露。通过要求融资者充分、准确披露与其相关的重要信息,监管者意在实现两个目的:(1)信息披露让投资者能够对融资者及其项目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从而可以在知情的基础上判断是否进行投资,或者决定以何种条件与之交易,而不至于因为轻率决断而蒙受损失;(2)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让融资者无法在吸收资金的时候“夸大其词”,误导甚至欺骗投资者,同时,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划定统一的披露批准,避免融资者“报喜不报忧”,减少由于差异性披露而可能引发的“逆向淘汰”风险。

然而,当强制信息披露遭遇互联网金融时,却显得很难踩上正确的“步点”。首先,信息披露的成本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以新股公开发行(IPO)为例,为了满足信息披露的要求,发行人需要在专业机构的辅导下制作招股说明书,聘用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组织路演为保证股票的顺利发行进行推介和宣传,甚至安排大规模的上市材料印刷和派发,从而产生不菲的费用。在这种成本面前,任何公司在决定是否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本之前,自然会深思熟虑。

“信息披露”监管工具适用于互联网金融的阻碍

其次,强制信息披露的有效实现取决于严格的监督活动。正因为信息披露可能让信用不佳者“曝光”,所以一种无法忽视的风险就是,提供信息的一方可能试图操纵信息的供应,隐瞒部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而只挑选甚至捏造出最能取悦于投资者的事实对外公布。

当信息披露无法奏效时,这些互联网金融平台为了维持投资者的信心,自然会尝试寻找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由平台竞争者亲自对融资人的情况进行实地了解,同时根据获取的信息换算出相应的信用等级,扮演类似于信用评级机构的角色。换言之,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融资人承担起了信息披露的成本。这种线下调查的方式固然有助于确保信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但对于平台竞争者来说,它们往往并没有银行等金融机构那样的信用调查和审核能力,也无法了解融资人在其他平台上是否有逾期违约记录,加之由于缺少金融行业的牌照,一些专业金融机构可以接触的征信数据并不对其开放,故其评价融资人信用的实效存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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