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用户群与破产利益相关者范围扩张

破产法的发展历程表明, 破产法律是一个逐步扩展其关注的利益相关者范围, 从单一的债务集中清偿程序发展为基于公共政策考量,进行企业拯救、 风险分担与疗治经济创痛的市场经济基本法的过程。迄今为止, 这种利益相关者范围扩张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仅关注债权人利益发展到兼顾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在破产法发展的早期, 破产程序就是债务集体清偿程序, 法律仅关注债权人的利益, 规制重点在于对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和对债务人欺诈行为的防范。在 1542 年亨利八世通过的英国首部破产法中, 破产人被作为准罪犯对待。直至 1705 年的安娜法案(Statute of Anne), 法律首次给予了合作债务人免责的机会。破产法逐步由仅保护债权人利益发展为公平保护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之后, 在美国破产法发展过程中, 债务人利益逐渐成为破产法立法考量的目标。此时破产法理念有三个内涵:债权人对债务人财产的公平分配, 保护债权人不受债务人的欺诈行为损害, 保护诚实的债务人不受债权人伤害。

第二阶段, 基于债权人与债务人核心法律关系基础上的利益相关者范围扩张。主要表现为美国的破产重整制度对破产法所关注的利益相关者范围的扩大。在大型公司出现的背景下, 债务人破产影响到包括公司股东、 债券持有者、 公司员工、 公司管理层之内的更为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利益。在 1929 年至 1933 年的大萧条之后, 基于公共政策考量, 钱德勒法案按照铁路重整的“衡平接管” 制度构架起美国破产重整制度。在重整制度构建后, 尽管从对破产程序参与权的角度看能够通过破产程序表达其权利诉求的利益相关者仍然是与破产企业存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利益相关者, 但破产重整的成功将实质性地提升企业所涉及的全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破产法关注的利益相关者范围实质地扩大了。

互联网用户群与破产利益相关者范围扩张

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使得其进入破产程序时, 企业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范围较传统企业的债权人、 债务人、 雇员等会进一步扩大至互联网产品的用户群。新一代互联网企业强调“用户至上” , 在以电子商务、 广告和增值服务为主要盈利模式的商业模式中, 其前提都是要拥有巨大的、 免费的用户群。互联网企业在前期发展中“烧钱” 构建的正是这一巨大的免费用户群, 打车软件通过付费方式吸引大量用户使用其应用就是一例。在这一背景下, 当互联网平台出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时, 互联网平台所联结的用户群将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这种利益相关者群体可以被区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况是由互联网平台联结的一组供方和一组需方, 例如打车软件的情形。另一种情况是互联网产品的使用者同时也是网络产品的提供者, 例如 YouTube, 用户在观看视频的同时也上传自己制作的视频。随着互联网服务的扩展, 互联网服务甚至将发展为“一站式在线生活平台” 。由此, 在互联网平台企业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倒闭之时, 这些广泛的用户群体将成为受到重大影响的群体。此时,互联网企业适用破产重整程序进行企业拯救的正当性论证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用户利益相关者权利的维护内容。

更进一步, 互联网平台用户甚至有可能实质性地参与互联网企业的破产程序。首先, 互联网平台用户可以基于传统的债权债务关系参与互联网企业的破产程序。当互联网平台用户与互联网平台企业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时,这些平台用户便可以基于其债权人身份参与互联网企业的破产程序。其次, 在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破产重整或者和解等拯救程序中, 互联网平台用户有可能基于其用户体验参与到互联网企业价值的拯救过程中。用户的参与方式包括将其享有的免费服务转换为付费服务, 或者作为一个整体与债权人进行谈判, 通过偿付减债后的债务成为互联网平台的新的所有者。在传统的重整过程中, 因企业资不抵债而被排除于重整计划参与外的股东可以通过为企业重整提供“新价值” 而在重整后的企业中保留权益。互联网用户完全可能成为重整中的一个新的“新价值” 来源。而要在破产程序中实现这一点, 重整计划的制定权和参与权与披露需要面向更广阔范围的互联网用户进行。在互联网用户人数众多的情况下, 面向互联网用户筹资拯救互联网平台的过程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众筹” 过程, 这就要求破产法与证券法等法律互相协调, 为互联网用户参与的破产拯救提供一个公开发行的豁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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